近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已发布，其中“加快建设健康中国”章节提出“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”。
国家免疫规划是应对传染性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，也意味着是由政府免费为居民提供疫苗接种。
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的扩容，对于正遭遇接种率下滑、同时处于内卷严重的疫苗产业而言，构成一大实质性利好。
“从国际上的现状和趋势来看，疫苗在经过有效性、安全性和卫生经济学评估并获得认可后，大多数国家会将其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项目，由公共财政出资，而不是个人自掏腰包接种，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公众的接种意愿，增进对疫苗的信任，从而大幅提高疫苗接种率。”近日，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教授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专家委员会委员、流行病学组组长冯子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。
他亦认为，如何促进疫苗产业整合、提高行业集中度，是未来需要认真考虑的方向。而推动疫苗接种率上升，除了通过加大公费实现覆盖后，目前也需要革新配套服务模式。
实质性利好
疫苗接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卫生干预手段之一，在极大减少传染病发病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残和死亡的同时，也极大提高了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。
去年10月，国家免疫规划曾迎来间隔17年后的一次扩容，将HPV疫苗纳入其中。
冯子健表示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普遍接种、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的儿童疫苗，如肺炎球菌疫苗、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（Hib疫苗）、轮状病毒疫苗、水痘疫苗等，我国还没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。成人疫苗免疫规划方面，一些国家针对不同人群建立了流感疫苗、带状疱疹疫苗接种项目，但中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。
“创新接种策略尚未跟进，国际上还有一些通过特殊人群接种来保护婴幼儿的策略，我们也还没有纳入公共项目。例如，通过给孕妇接种百白破疫苗，为新生儿提供早期保护，这种策略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。未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，任务还是比较严峻。”
相比阿根廷、巴西等国家在免疫规划疫苗支出，中国也存在较大差距。
根据WHO MI4A 采购数据库，2024年，中国儿童免疫规划疫苗人均年支出是50美元，而阿根廷、巴西的人均年支出已达到585美元、336美元。中国成人免疫规划疫苗总体支出为零，而巴西、印度、阿根廷的总体支出分别达到1.26亿美元、4500万美元、2600万美元。
在冯子健看来，按照中央提出的“健康优先发展战略”和“投资于人的发展”理念，那些被证明安全、有效，且具有良好卫生经济学效益（即能节省后续医疗花费、成本效果较好）的疫苗被纳入免疫规划的进程在加快。
“即使我们把前述这么多疫苗纳入免疫规划，增加的财政支出总规模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关键在于如何分配财政预算。”冯子健认为，可以参考2008年采取一揽子做法，即一次性将多个疫苗纳入免疫规划，这是一种多赢的策略，对居民而言，可以使相应目标人群快速获益，获得更全面的疾病预防；对于产业而言，可以整体提升疫苗的使用量，对于改善当前疫苗企业的经营状况非常有利。
行业症结
当前国内的疫苗产业正处于发展低谷期，疫苗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激烈，但这并未换来接种率提升。
冯子健表示，同质化竞争是导致的行业“内卷”根本症结，很多疫苗品种的市场容量非常有限，如果有多家企业同时生产供应同一个品种，就会造成严重的内卷，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并不常见。如何促进疫苗产业整合、提高行业集中度，是未来需要认真考虑的方向。
从国际上看，全球疫苗产业集中度颇高，根据WHO发布的《Global Vaccine Market Report 2025》，默沙东、辉瑞、GSK、赛诺菲这四大跨国疫苗巨头就垄断全球71%的市场份额。
“国际上有看法认为疫苗不应该成为市场竞争充分的产品，也认为需要从机制上对疫苗行业做一些保护性安排，避免陷入恶性价格竞争。为什么要有这种保护？因为如果长期不盈利，时间长了，企业或者某个疫苗品种就会退出市场，会直接影响产业的进一步发展，更会对国家层面的疫苗供应安全带来不小威胁。”冯子健认为，随着疫苗行业往集中度方向发展，公费市场的采购模式，应该逐渐从竞价招标模式过渡到以谈判来定价模式。
在需求端方面，在冯子健看来，国内疫苗接种面临两大挑战，一是出生人口数量下滑导致儿童疫苗接种量下降；二是公众接种意愿降低，自费疫苗接种率难以提高。
“为什么现在公众的接种意愿会下降，需要更深入理解背后的原因，这里可能涉及几个层面的问题：是不是对疫苗的信任产生了动摇？是不是质疑疫苗的有效性和作用？是不是对疫苗安全性有新的担忧？是不是对自身罹患疾病的风险认知发生了变化？这些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。”冯子健说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如果疫苗不需要由个人自费，变为公费支付，疫苗的接种率一定会得到大幅提升，一方面，免费意味着经济障碍的消除；另一方面，政府以免费接种的姿态介入，本身就是一种权威背书，增强了老百姓对疫苗信心、信任和疾病风险的认识。
接种“最后一公里”待打通
当前，我国疫苗接种体系正从以儿童免疫规划为主向全生命周期覆盖转变。在一款疫苗被纳入免疫规划和真正提高接种率之间，还有“最后一公里”需要打通。
冯子健表示，如果沿用过去主要为六岁以下（尤其是两岁以下）儿童服务的接种点模式，对于成人来说，接种的便利性远远不够。
“理想的模式是依托家庭医生制度，由家庭医生把疫苗接种作为常规服务项目，国际上那些实现了较高成人疫苗接种率的国家，大多也采取了这种模式。”冯子健这样认为。
在当前阶段，由于我国家庭医生服务网络还不够完善，让各级医疗机构，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，开展疫苗接种服务，被视为一种过渡性措施，但这块仍有掣肘。
过去，为了加强管理和规范接种，我国对于接种点的空间、信息化管理、疫苗储存配置等要求非常高，极大保障了接种安全和服务质量，但也限制了接种服务点的扩大。冯子健表示，如果要求每家医疗机构，即使其服务量不大，也必须配备特定面积的房间等，这会影响医疗机构开展接种疫苗服务的积极性。
当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提出健康建议时，患者往往会给予更高的信任。冯子健认为，如何让医护人员主动向接诊对象推荐疫苗，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，同时也需要健全接种后不良事件的调查、诊断和处置机制，让医务人员相信，如果出现偶合事件，会有公正、专业的流程来厘清责任，而不是让他们个人承担纠纷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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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志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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